96年的台海危机始末【三】

96年的台海危机始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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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在与过去的对比

1995-1996年的危机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一些重要而持久的教训。然而，在过去的25年里，也发生了重大的战略和政治变化，这将影响到台和美领导人如何评估和应对未来的危机。强调了自1996年以来的主要变化，讨论了如果再次发生危机，对决策者的影响。

1995-1996年危机以来的主要变化

自1995-1996年导弹危机以来，战略环境的变化包括：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和中国正在为争夺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和领导权而进行战略竞争。中国的崛起意味着美国在该地区不再享有明显的经济和军事优势。美中双边关系在1995-1996年期间是合作与竞争的模糊组合，而在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等官方文件中则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一种战略竞争。美中竞争在印太地区最为激烈，但在其他地区和对全球规则、规范和价值观的竞争中也日益明显。这种情况使美国更加关注构成的军事威胁，包括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的风险。

二、在低端和高端的能力都有提高

我军加快了其现代化进程，极大地提高了其能力，并进行了重大的组织结构调整，重点发展进行综合联合行动的能力。两岸的军事平衡已决定性地转向对大陆有利，如果没有美国的干预，台湾很难击败大陆的攻击。对于是否有能力在可接受的成本和风险水平上成功地对台湾进行两栖攻击，各方评估不一，但很明显，中国比1995年时有更多的军事选择。此外现在可以在升级阶梯的所有步骤中提供选择，从低级别的网络攻击和灰色地带行动到高端军事行动。这种扩大的选择范围将使中国能够根据他们在危机的特定阶段的具体目标来调整军事行动。中国部署更加靠前，使得像1996年3月演习前那样的大规模和明显的动员变得不太必要。

在对台的持续军事施压行动中也经常使用一些新的能力，包括几乎每天都对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进行空中巡航。2022年8月的演习也使在台周围增加的空中和海上存在正常化。这些因素可能会减少对大陆攻击的战略预警和预算的限制限制了台对我能力的这些重大改进的反应。

三、反介入能力的发展

1996年3月美国航母的部署使中国确信，他们需要为美在未来台冲突中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做好计划。增加了军事预算以资助现代化，开始根据美国军事介入未来台湾冲突的假设进行规划。在发展一系列反介入/区域封锁能力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以提高美国干预的成本和风险，这将使美国的决策计算复杂化，并增加决策者的时间压力。

四、信息化战争的升级风险增加

美军方和对未来战争的设想都侧重于通过在太空和网络等领域以及电磁波谱中的行动，实现信息优势，以在战场上产生决定性优势。在冲突中对信息的控制和针对对手的决策周期已经成为解放军作战理论的关键原则。现实世界中没有现代军队打这种战争的例子，但一场包括广泛的太空和网络攻击的冲突，由拥有先进的常规精确打击能力和核武器的军队来打，所带来的升级风险会比1995-1996年的风险高很多。一个被称为“三战”的相关中国概念主张在冲突前和冲突期间通过操纵公众舆论、在外交上夺取主动权以及利用宣传来分化社会和影响结果来准备信息领域。

在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之前，可能还会对军事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网络以及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为行动铺平道路。这种对战场的情报和网络准备可以为大陆的攻击提供预警。1995-1996年危机以来，大陆、台湾和美国国内环境的变化包括：台制度巩固和独立的认同感已经得到了巩固，在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控制下进行了几次过渡。台对大陆的身份认同感越来越强，同时台民众对公开走向正式独立而挑衅大陆持谨慎态度，倾向于维持事实上的独立现状。

五、美国的党派斗争加剧和孤立情绪增加

尽管国内政治是1995-1996年危机中的一个因素，但美国的党派分歧已经大大加深，这使得未来的美国总统更难争取到支持在台问题上进行对抗。两党关于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挑战的共识，不一定能转化为对适当政策反应的共识。因此，美国总统在决定如何应对危机时，党派的政治考虑可能会占更大的比重。此外，对中国的挑战和亚太地区重要性的共识与美国20年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激起的重大孤立主义情绪并存。尽管有这些分歧，一些重要的事情并没有改变。台湾仍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也是中国优先事项。统一仍然是中国的最终目标，而台公众不希望参与其中。大陆和台湾之间潜在的分歧没有得到解决。

六、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

鉴于战略和环境的这些变化，对美国政策制定者有什么影响？如果面临台问题危机，决策者会遇到什么挑战？这些影响提出一些建议。我军能力的提高和多样化将使其更难确定大陆的意图。今天，我军的能力和重组的部队将使任何对大陆意图的评估变得更加困难。除了更好的空中和导弹系统外，现在还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并且已经或正在建设必要的能力。最近的2022年8月的演习突出了控台周围的空中和海上空间的能力，使它能够隔离或封锁全台。

与过去相比前沿部署也更多，台突发事件所需的大部分装备、部队和能力已经部署到东部战区。情报界分析在1996年2月3月演习前看到的部队调动在今天不太可能发生，或者至少不会那么早和那么大的规模。“现在很难区分多大程度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这些挑战将使美和台的情报界更难达成大陆计划进攻的一致判断，缩小了预警时间，给政策制定者带来更多模糊的评估。尽管伴随着升级的风险。总统可能会被要求在决策者就美国是否应该进行干预作出决定之前，就授权军事力量的调动以保持美国的军事选择。与核大国作战的升级风险将提高赌注，使美国对是否干预的成本效益评估面临挑战。鉴于与大陆发生武装冲突的成本很高，而且在美国没有明确承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成功的机会有限，台的政策制定者也将面临类似的艰难决定。

七、考虑到国内的影响，

台观察美国的一些演习，如空军的红旗演习，而美国则派高级退休军官观察台湾的汉光演习。台湾的防务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更频繁地访问美国，在台的美国官员与台的领导人保持频繁的联系。与1995-1996年相比，美国和台湾的文职和军事领导人之间有更多的定期接触，有更多的沟通渠道，有更多的政策协调机会。

八、重大障碍可能限制协商和政策协调

1995-1996年的危机表明，美台情报部门在人员和技术渗透行动方面的成功记录，双方都不愿意分享过多的信息，并担心敏感的情报、政策和军事信息可能被泄露。这种敏感性对于有关军事力量部署和作战计划的信息尤为突出。美国和台湾军方在1996年都有广泛的应急计划，但双方都不愿意与对方分享。如果更广泛的协调确实发生了，美国和台湾的决策者将需要决定分享多少信息，以及是否以及如何与另一方的对应方传达或协调重大决定。

就大陆的战略意图进行定期的情报磋商，并对部队态势、演习和能力进行联合分析，以改善对大陆军事能力的评估，并确定军事攻击的潜在指标，特别是在情报和网络战场准备方面。在每年的蒙特雷会谈中恢复战争演习/危机模拟演习，以提高对对方安全认知、危机沟通机制和决策程序的相互理解。·在危机开始出现时，发展并保持共同的威胁图景，包括定期讨论对大陆意图的评估以及可能导致一方考虑采取单边军事行动的情况。·区分在危机或冲突中需要积极的美台军事协调的领域和不需要协调的领域或足以消除冲突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