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张国焘简介（请求中共中央提供生活补助）
1938年清明节，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去投奔国民党。
对一个革命先驱者来说，背叛自己的信仰，是非常可耻的。
张国焘的叛逃，是在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帮助下完成的。
蒋鼎文后来在回忆录里是这样说的：“张国焘的出奔脱离共产党是民国二十七年四月间的事。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黄帝陵寝，中共也派代表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陪祭。某日黎明我起身不久，忽然进来一个人，跪下向我求救，自称是张国焘，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我身当方面之任，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一面予以抚慰，一面打电报给戴雨农，由戴雨农把他接了去。”（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9期第59页）
张国焘竟然跪在了蒋鼎文面前求救，真丢人。
张国焘逃到武汉后，延安党中央马上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发电，要他们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迷途知返。
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双方见面不难。周恩来还陪同张国焘一起去见了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后，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太没出息了！
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立即对张国焘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蒋介石很不会办事，对张国焘这样高级别的人，也瞧不起。所以当时，我党高级领导人叛变者很少，何苦自讨没趣呢。
尽管自己的热脸贴了蒋介石的冷屁股，但张国焘仍然想投靠国民党。
周恩来等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批评和劝说，希望其回心转意。可张国焘去意已定，多次借机逃跑。
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和八路军总部秘书长的李克农和张国焘就在武汉街头“斗法”，结果是：张国焘每次都被李克农找到，并接受新一轮的劝告。
李克农的工作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牛不喝水，强按头也没意思。当张国焘一伙国民党特务的协助下最终逃离时，李克农巧妙地扣下了张国焘的“行李”，保住了党的许多秘密文件。这个水平，太让人佩服了。
张国焘叛变后，仅被安排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几年之后，张国焘和李克农这对昔日战友还正面对抗过，张国焘当时曾叹息：碰到李克农，算我倒霉。
曾统帅过八万红军的我党高级领导人张国焘，叛逃时连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他的贴身警卫员张海对周恩来说：“我是个共产党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吗？”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么厉害。军队是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私属。
张国焘叛逃时，把妻子杨子烈扔在延安，杨子烈找到了毛主席，说要去武汉找张国焘。毛主席当即同意杨子烈带着儿子以及杨子烈的妹妹去了张国焘那儿，对他们一家做到了仁至义尽。
毛主席的胸怀与仁厚，无人可比。
1948年底，眼看自己背叛了的共产党将获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张国焘害怕极了，举家逃到了台湾。
他在台湾呆了整整一年，受尽了欺负。连他租住的房子也被台湾行政院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了。
1949年冬，张国焘再次带着全家，流落到香港，生活陷入困境之中，稿费也越来越少。于是他便想到了中国共产党。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通过报纸很认真地研究了一番，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倡“双百”方针，政策方面放宽了，毛主席可能会不计前嫌，容纳他，以自己的老资格，中国共产党方面至少会养活他。
于是，他开始寻找香港与我党有联系的人士。
到了1958年，张国焘终于同共产党在香港的人员联系上了，表示愿意为新中国做点事情，并请求中共中央提供生活补助。
张国焘表达的意思被印成内部情况简报，报送到毛主席那里。
毛主席早已知道张国焘与美国人有联系，他在简报上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予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0页）
毛主席的这个意见，很快转达给了张国焘。
张国焘不愿割断同美国人的关系，于是此事就不了了之。
1968年10月21日，张国焘在香港的家里接受了3名美国人的专访，谈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林彪等人。
在与美方来访人员谈到毛主席时，张国焘认为毛主席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主席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主席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
谈到周恩来时，张国焘认为，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
张国焘认为林彪缺乏毛主席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
1968年底，张国焘一家移居加拿大，与在加拿大工作的儿子住在了一起。儿子无力赡养，张国焘后来只得申请住进了养老院。
张国焘最终冻死于加拿大的养老院，现在有很多所谓的知识精英不同意这个说法，说加拿大养老院条件好得不得了，怎么会冻死人？
且看国民党大员蔡孟坚的回忆吧。张国焘死后，妻子杨子烈与蔡孟坚通了电话，讲了丈夫张国焘去世前的情况：“（1979年）12月初，当地大雪不止(那晚)他转身时毯子掉在床下，自己无法拾起，想叫人也无人来助，暖气关闭，只有咬紧牙关受冻。12月3日5时起，他忽然大吐大呕两小时，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护士欲叫医生诊断，竟已气绝。”（见1980年1月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中蔡孟坚的回忆文章）（刘继兴）
